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作者:全根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

  编著按: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一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92年学术人生的自述,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中心组织采访、整理成书。

  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国难临头,亲历山河破碎之痛,立下“学术报国”之志。辗转求学,先后考取江南大学、南京大学、辅仁大学,毕业留校,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该书不仅展示了一位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历史学家的学术人生,记录了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独特的为人为学为师之道,也以大历史中的个人视角,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历史归根到底是要由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来书写的;如果历史都是由后人来书写,没有亲历者和见证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佐证,难免会有主观判断抑或杜撰成分。口述史学通过对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访谈,记录留存于他们脑海的历史记忆,可以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所有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中,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是人类文明自觉的创造者、记录者和传承者,是人类文明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其口述资料弥足珍贵。而《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正是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结构精巧、思想深邃、引人入胜的口述史力作。

  个体生命中折射出的时代气息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一般情况下,都会经历重大社会变革,从而在其个体生命中折射出时代气息。刘家和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与常人不同的是,刘先生以90余岁高龄,不仅经历的事情可能比常人更多一些,而且作为历史学家,对于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情感体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通过他所经历的事件或所接触的人物,可以感受到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可以说,刘先生口述史中所提到的事件或人物,既是真实的,又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选择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2015年,刘家和先生在家中写作。图片选自《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刘先生出生于南京市六合区,那时六合还是南京附近的一个县城。可是,由于紧邻大城市,交通比较便利,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正悄然地改变着他家乡的社会生活。那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六合。刘先生的家乡,已经用上了煤油和电灯;六合与南京之间,已经开通了轮船。刘先生的亲戚中,有人到上海炒股票和期货。刘先生小的时候,还经历了抗日战争,他目睹了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悲惨情景,许多无辜百姓抱着一捆稻草跳入长江逃命,却被淹死。上小学的时候,他还经历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一些同学被打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和战争年代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刘先生在回忆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具体形象。其中,汪海秋先生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国时期小知识分子形象。汪先生颇有才学,家境贫寒,两个儿子都读不起书,家里的蚊帐破得都不能挡蚊子,却能怡然自得,安贫乐道。

  在江南大学时,唐君毅先生和妹妹唐至中先生都对刘先生十分器重,关怀备至,对刘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有重要影响。1948年3月15日,学校正组织学术讲演,在公益中学简陋的礼堂里面,忽然听到一片倒塌声,现场顿时就乱了。讲台上的先生们因为离前面的门比较近,很快就跑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子就拥挤起来。这时,唐先生却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直到倒塌声停止了,有工人过来帮忙,他才出来。刘先生说,唐先生讲的虽然是西方哲学,践行的却是王船山的儒家精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很多。

  学术品格的形成,学术精神的培养

  对于学者而言,学术史在其生命历程中自然非常重要。所谓学术史,不仅是学者本人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还包括其学术精神的发育和成长,学科或专业的发展线索。通过学者口述史,可以大致了解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发展脉络。刘先生的口述史,将学术史寓于生命史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学者的成长过程,展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变迁,特别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刘先生的学术启蒙于幼年时期,一开始进的是私塾。他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与其良好的传统教育、深厚的国学根基密切相关。由于他天赋优异,记忆力过人,自幼熟稔传统经典,掌握了很多学术典故。中学时期,时霖先生讲国文,就引起刘先生对词源学的兴趣。在江南大学时,刘先生听冯振先生讲文字学;钱穆先生讲中国史,提出要研究先秦诸子,必须有清代学术作基础。经过时霖先生、钱穆先生、冯振先生的指导启发,为他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转学到南京大学以后,从刘永岳同学那里,他知道了南大的历史,知道史学界有“南柳北陈”,南方是柳诒徵先生,北方是陈垣、陈寅恪先生,他的视野更加开阔。

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古代中国与世界》 刘家和 著

  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刘先生在其口述史中,也为我们理清了一个大致发展线索。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艰难探索过程。对此,刘先生在书中有多处表述。大学毕业后,刘先生在北师大当助教,李飞先生讲世界古代史,参考何炳松先生的《欧洲中古史》。刘先生一看,何先生的书参考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欧洲通史》。鲁滨逊提倡新史学,梁启超先生也讲新史学,为什么叫新史学?这是针对德国兰克史学说的。他们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只研究政治、经济、外交等,还应该包括其他学科。

  在刘先生看来,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都是专门史。真正的新史学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一个是西方人搞的外国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叫西洋史;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叫世界史。我们讲的世界史,其实是西洋史,西欧中心论。这样的新史学,当然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然而,这却是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必须做出回应。

  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口述史,叙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经历,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近代学术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七十年学术研究、探索的思想结晶

  在史学界,由于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学术兴趣,历史工作者大致可以分为偏思辨或偏重考据两类,而刘先生可以说是国内少有的两方面都有深厚造诣且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刘先生提出“三大张力”:一是中西方比较研究的张力;二是哲学与语言学,深度与广度的张力;三是“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张力。这“三大张力”,也是刘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经验总结,是在前辈学者的精神滋养下、通过个人努力而逐步形成的。

  在江南大学时,唐至中先生讲国文课,给同学们讲《荀子·天论》。在《天论》中,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荀子看来,大自然的运行是有一定规律的,要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人要效法天,人只要勤快,天就不能让你穷;人要是懒,天也不能让你富。再如她讲《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小蚁、麻雀、蜩、学鸠这些很小,这就存在大和小的关系。又如,列子御风而行,觉得能腾云驾雾,其实是有条件的,还是有所待的。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渺小,都有待。这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刘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智慧的启迪。

  牟宗三先生讲逻辑学时,他从逻辑概念讲起。概念要从定义讲起,什么是定义,什么是分类,怎么判断概念的类,判断也有各种形式。他还讲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这好比是“一把刀”,培养人的思维习惯,必须有哲学的思考,必须要有逻辑的能力。还有,唐君毅先生讲哲学概论,特别是唐先生讲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使刘先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他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他之所以能站在历史研究的最前沿,提出常人不易发现、不去思考的学术问题,都与他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有关。

  在学术研究中,博与专的关系非常重要,两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20世纪80年代,刘先生到美国访学,接触到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必要的张力》一书,对其学术思想颇感兴趣。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的确存在张力问题。库恩讲的“张力”,《中庸》里有,《孟子》里面也有。《中庸》讲:“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都是张力。孟子也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只有在博学的情况下,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专,这里就有张力。

  历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过去西方人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写世界史,充满了偏见,中国在世界史中没有地位。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写世界史,能不能做到客观?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中心论”?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说,史学家能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纯客观地书写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说,现代人类最好能够放弃主观,人类要是能到月球上去看,就可以做到客观了。刘先生则认为,人类要是真到了月球上,就会站在月球的立场上来说话,不会没有立场的。真正的人,都是现实的人,人们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现实服务。

  刘先生说,当我们这代人刚开始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时,都严重地感觉到,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主张“西欧中心论”,中国人看了,也是不能认同的黑格尔不是代表世界精神,他是代表日耳曼精神。在他的史学观里,中国注定就是要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一个征服对象。因此,刘先生也向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

  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历史证明,证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作了很多贡献的,对世界民族都有贡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问题,从来需要多视角来看。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这样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正认识一个世界,怎么能只有一个视角呢?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要为中国说话,要向世界作贡献的。我们要贡献自己的角度,贡献自己的经验教训。

  刘先生说的这些,可以说是他逾七十年学术研究、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讲好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孜孜追求,也是中青年历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寓真情于质朴之中,大爱成就大业

  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性思考,但是,这并不是说,学者可以不要情感,完全从情感中超脱出来。一方面,学者也是人,凡是人不可能没有情感;另一方面,情感是滋养人的精神的,学术史上许多名著都是饱含深情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我看来,刘先生能取得如此杰出的学术成就,是与他对亲人、对老师、对学生、对朋友真挚的感情密切相关。对曾经教育和指导过自己的老师,刘先生更是感恩在心,在他的口述史中,许多章节都以老师为题,实际回忆老师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正是这份真挚的感情,使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之中,正所谓大爱成就大业。在刘先生的口述史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总之,通过刘先生的口述史,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的精神发育史,聪慧的天赋,真挚的情感,勤奋的态度,敏捷的思维,深刻的思想,谦虚的品格。其中供人借鉴和学习之处可以说比比皆是,诸如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学术方向的选择和学术研究的途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学术品格的形成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可以说,阅读《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精神滋养,而且是享受一场纯洁而又高尚的精神洗礼。